共青團記憶|昆明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紅旗背后的故事!

來源:SINA    2019/11/12 22:07:12
責任編輯: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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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君的話

1949年12月10日晚,昆明文廟街“大喊祥”鐘表店的三樓,掛出了昆明市市區的第一面五星紅旗,而這面紅旗的故事,要從一所小學說起——昆明中華小學。

1949年12月9日夜晚,昆明文廟街“大喊祥”鐘表店門窗緊閉。屋內燈光昏暗,所有人都認真收聽著收音機,25歲的崔英鳳坐立不安,不時偷偷朝窗外張望;其他幾名年輕人也都顯得緊張而興奮。

夜里12點,收音機傳來消息:國民黨政府云南省主席盧漢率部起義,將李彌、沈醉等在昆明的國民黨中央軍高級軍官全部扣押;盧漢向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發出《云南起義通電》。云南和平解放。

鐘表店店員胡平旭激動不已,他抓起崔英鳳和同事在幾天前縫制好的五星紅旗,與兩名工友一起爬上鐘表店的3樓,在夜色中掛出了昆明市市區的第一面五星紅旗。

第二天清晨,即1949年12月10日,距離“大喊祥”鐘表店不遠的昆明市區的最高點、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華山上的瞭望臺,升起了一面長十二尺、寬八尺的五星紅旗。當天,昆明市的主要街道正義路、南屏街、金碧路、武成路等,都插上了事先秘密做好的五星紅旗。盡管當時還處于迎接解放的槍林彈雨中,但人們喜悅的心情難以掩飾。

1949年1月11日,中華小學六年級全體同學歡送覃志江老師時的合影

縫制昆明市第一面五星紅旗的崔英鳳和懸掛昆明市第一面五星紅旗的胡平旭,后來結成了夫妻。他們一生都與中華職業教育社云南辦事處(現更名為云南中華職業教育社)保持著密切的聯系。2013年,時年89歲的崔英鳳在回憶文章中說,當天的經歷讓她“永世難忘”。

70年后的2019年9月16日,胡平旭、崔英鳳的兒子胡嘉昆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采訪時說:“父母一生低調,直到我們上初中時,才對我們講述了這段歷史。”

這面深藏在崔英鳳心中的紅旗,以及昆明市迎接解放的第一批五星紅旗,連接著一所由中華職業教育社云南辦事處(以下簡稱“職教社云南辦事處”)創辦、并從創辦之初就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深刻影響和直接領導的學校——昆明中華小學。

為失學兒童創辦小學

1942年夏天,時任中華職業教育社總書記的孫起孟,受委派到昆明擔任職教社云南辦事處主任。

中華職業教育社是由我國著名教育家、社會活動家黃炎培聯合教育界、經濟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梁啟超、張謇、宋漢章等48人,于1917年5月6日在上海創辦的,是我國近現代史上第一個倡導、研究和推行職業教育的團體。

孫起孟臨行前,周恩來叮囑他,要根據中共中央堅持抗戰、團結、進步方針,靈活機動地開展團結和爭取各界愛國人士的工作,發展壯大進步力量,在教育陣地上取得成績。

孫起孟到昆明履職以后,不僅積極開展職教社云南辦事處業務,還大力推動民主運動、團結進步人士、掩護革命同志、掩護黨的地下電臺、秘密刻印《新華社電訊》等。每次回重慶總社,總要設法與周恩來、董必武見面,匯報工作,聽取意見。

他領導下的職教社云南辦事處,還將關注的目光投向了昆明的孩子。

中華小學成績優秀的學生獲獎

1942年秋天,昆明市區內的小學因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敵機轟炸不得不疏散到鄉下,市區內大量兒童失學,很多貧困家庭的孩子甚至流落街頭。

為解決這些失學兒童的學習問題,職教社云南辦事處開辦了兩個小學升學預備班,大量收容失學兒童。

為使更多的孩子獲得上學機會,1943年8月,職教社云南辦事處將預備班改為“昆明私立中華小學”,孫起孟擔任首任校長。

自1943年5月以后,昆明興隆街109號就是中華職教社云南辦事處、中華小學、中華職業補習學校共用的辦公辦學場所,此后多年,它成為抗日民主運動和人民革命斗爭的一方陣地,是中共地下省委、市委在昆明的一個重要工作據點,被稱為“小解放區”“紅色堡壘”。

如今,每當提及這段歷史,云南中華職業教育社黨支部書記、辦公室副主任王學光總是心潮澎湃。他說:“在黨組織的領導和影響下,中華小學經歷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鍛煉和熏陶,參加過昆明地區一系列革命斗爭和民主運動,為新中國的建立、昆明的解放作出了貢獻。”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孫起孟離開了云南。資料記載,中華小學從1942年創辦至1949年,曾先后有9人擔任校長,他們和歷任教導主任、輔(訓)導主任,都是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

1947年,地下黨組織開始在中華小學的教職員工中發展地下黨員,1948年底,云南辦事處建立黨支部,1949年4月,建立黨總支。在職教社云南辦事處及其所屬的補習學校和中華小學的27名專職教職工中,有共產黨員12人,地下黨組織聯系的革命外圍組織“民主青年同盟”(以下簡稱“民青”)成員10人。其他5人為進步青年教師。

中華小學的學生在上課

“民青”是1945年1月10日,由昆明西南聯大、云南大學、中法大學等高等院校的進步社團在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的領導下宣告成立的,“民青”自成立起宗旨和任務就很清晰:在黨的領導下,團結廣大青年積極參加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盡管隨著全國解放,國民黨逃離大陸,“民青”組織也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而解散,但卻在中國現當代的青年運動史上刻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這些地下黨員分別參加了地下市委“市民工作組”和“婦女工作組”領導工作,通過建立歌詠隊、職工聯誼會等方式,發展積極分子約2000人。“市民工作組”有黨員40多人、“民青”成員700多人;“婦女工作組”在短時間內發展40余名“民青”和“婦協”成員,建立了5個“民青”小組,4個“婦協”小組,并建立了50多個“家庭解放區”。

中華小學成立的“自動小學”,讓貧困兒童獲得免費教育

解放戰爭期間,以這批地下黨員和“民青”成員為骨干,中華小學組織和參與了昆明地區一系列革命斗爭活動。

學校在南屏大劇院公開演出《兄妺開荒》《樂園進行曲》《勝利進行曲》等慶祝抗戰勝利、反對內戰為主題的進步歌舞節目;到其他小學表演反對國民黨發動內戰的兒童歌舞劇;1945年年底,學校師生積極參加聲援“一二·一”運動;1946年7月,學校師生參加了李公樸、聞一多被害追悼會的籌備及活動,參加抗議國民黨政府的活動和保障人權運動。

1949年9月9日,“九九整肅”期間,國民黨反動軍警在一周之內,兩次武裝包圍并搜查職教社云南辦事處,捕去中華小學教師、地下黨員楊國秀等3人;中華小學和補校教職工、學生30多人緊急疏散到鄉下,繼續參加中共領導的武裝斗爭。

中華小學學生表演

上世紀40年代中期,昆明有50多種期刊,但沒有一份報刊適合兒童閱讀。1946年3月,中華小學創辦的《少年報》公開發行。《少年報》是四開小報,每半月出版一次,設置了時事評論、社會自然、文學藝術、少年創作等版面。校長兼社長,教職員擔任編輯和發行工作。每期對外公開售報,中華小學的同學也積極上街賣報,青少年都喜歡讀,每期能賣出4000余份。由于《少年報》站在人民一邊,替青少年說話,3個月后,即1946年6月,僅僅出版了7期的《少年報》,就被國民黨云南警備司令部勒令停刊。

1949年初夏,職教社云南辦事處黨組織根據上級指示,在中華小學學生中成立地下少先隊,即新民主主義少年先鋒隊。地下黨員、教師梁凡生負責少先隊工作,他參考解放區少先隊的章程,結合昆明的實際情況,草擬了地下少先隊的章程,規定了少先隊的性質、任務、隊員條件和活動方式等,秘密在高年級和“自動小學”的學生中發展少先隊員30多人。

校園里秘密縫制五星紅旗

70年前,云南師范大學教授、作家余斌的家就在中華小學旁,“小時候天天都要從校門口過”。但是,當年才12歲的少年余斌卻“對那道門里的事一無所知”。

直到40年后,中年余斌偶然讀到一篇關于中華小學的文章,“既驚訝又慚愧”,急忙找了一些書來看,“才知道中華小學不是一般的小學”。“那里可以唱《山那邊有好地方》和《金鳳子》一類的革命歌曲,可以閱讀進步書刊,關起門來,它就是小解放區。”

曾擔任中華小學校長的司徒懷,晚年在回憶錄中寫道,1949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丈夫楊夫戎交給她一本從香港秘密帶來昆明的畫報。畫報中報道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的新聞,并登載了五星紅旗的樣式。楊夫戎是地下黨市委委員,他代表組織給地下黨員司徒懷下達任務,秘密縫制五星紅旗以迎接云南解放。

“當時我喜悅的心情難以表達,我們盼望的這一天就要來到了。”司徒懷說。

從中華職業補習學校畢業后留在職教社云南辦事處工作的崔英鳳也記得,“盧漢起義前幾天,校長司徒懷抱來一大包紅綢料,還有五星紅旗的標準尺寸。”崔英鳳和地下黨員丁毅堅、時任職教社云南辦事處主任饒博生妻子丁宜君,中華小學學生饒滌生、左富一起,用縫紉機把紅旗縫制好。這面紅旗就是胡平旭懸掛上鐘表店樓頂的、昆明市市區的第一面五星紅旗。

當時,司徒懷還組織了中華小學教師中的“民青”“婦協”成員30多人分頭制作紅旗。沒有錢就大家湊,一疊一疊的半開銀幣堆集在桌上;紅布黃布不夠,就向布店賒,縫紉機也是借的。大家照著畫報上五星紅旗的樣式,對五顆五角星的擺放反復推敲琢磨,秘密趕制了第一批國旗近百面。這些國旗在盧漢起義后的第二天就懸掛在昆明的主要街道上。

司徒懷在回憶錄中說:五星紅旗后來供不應求,便又發動更多的干部和婦女群眾近百人參加制旗工作,有的分散在各自的地方做,但主要地點就在中華小學。同時進行義賣,短時間內,昆明的街道、學校、機關、鋪面等都掛上了五星紅旗。

讓司徒懷最難忘的,是她在地下黨員冒漢章家里,與冒漢章的妻子周文煥一起縫制的懸掛在五華山上的那面長十二尺、寬八尺的五星紅旗。當時,地下黨市委書記陳盛年、委員賴衛民、楊夫戎在現場進行了指導。

“這面五星紅旗使全市人民感到興奮和信賴,它和人民一起迎接著解放大軍的到來。” 司徒懷說。

如今,回憶起司徒懷,已是耄耋之年的余斌總是心懷遺憾。

1995年9月的一天,余斌在報上看到司徒懷的訃告。他心里一緊,“是那位校長嗎?”帶著疑問,他參加了遺體告別,“冒昧地加入鞠躬者的行列,仔細地瞻仰老人的遺容”。

這是余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見到這位興隆街的老街坊”。

小先生任教的“自動小學”

在日本侵略者的狂轟濫炸中為失學兒童而興辦的中華小學,一直沒有忘記那些家庭貧困的失學兒童。

解放前,昆明西郊城墻外的臭水河邊,高高低低排列著用破磚爛瓦草席壘起的低矮房屋,住著挑擔的搬運工、拉人力車的車夫等生活貧困的人。因為沒有錢供孩子上學,這些家庭的孩子,有的當報童、有的擦皮鞋、有的撿煤渣。

1946年2月,中華小學決定成立“自動小學”,為這些失學兒童提供免費教育,由小先生給這些兒童上課。

中華小學其實很早就實行了小先生制。

“先生是學生,學生是先生”是中華小學的一項革新運動。小先生們由中高年級的優秀學生擔任,他們課上幫助老師教學,課后幫助同學解答疑問。后來,這些小先生們便成為“自動小學”的骨干教師。他們到貧民窟逐戶動員家長送孩子來讀書,短短幾天,便有120多名兒童前來報名,最大的15歲,最小的8歲。

這些孩子被分成兩個班上課。學習國文、算術、唱歌、舞蹈、體育,教材由中華小學的老師編寫并用蠟紙刻印出來。上課時間是中午1小時兩節課。許多學生背著擦皮鞋的箱子和賣剩的報紙到學校上學,放學后又去賣報紙和擦皮鞋。

“自動小學”的辦學經費全部由中華小學的師生們捐贈,窮孩子們不僅能免費得到紙、筆、墨和書本,還能得到師生捐獻的衣服和鞋。

“自動小學”的校長、教務主任、總務主任和各科老師,全部由中華小學的小先生團擔任。他們在大先生的指導下,認真備課上課,不懂的就問大先生。

為了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小先生們還想出了許多辦法。如小先生張萬年教學生識字時,先在黑板上寫一個“擦”字,然后立即把它擦掉,問學生:“這是什么字?”學生不解地說:“你把它擦了呀。”張萬年笑了:“對,這就是‘擦’字。”

臨近解放前一年,昆明白色恐怖加劇,1948年7月,“自動小學”被國民黨政府勒令停辦。從1946年至1948年,“自動小學”辦了五屆,招收學生770人次。

在如今的云南中華職教社社志的英名錄里,記錄了16位為革命獻身的年輕生命。其中,左貴和孟鎮芳就曾在“自動小學”就讀。

到“自動小學”上學時,左貴18歲,孟鎮芳16歲。職教社將他們兩人收為校工,他們不僅成為地下黨領導的“中華”歌詠隊隊員,還加入了“民青”組織,協助中華小學教師梁凡生秘密在高小學生和“自動小學”中發展少先隊員。1950年4月29日,兩人在執行任務時犧牲。當時,左貴22歲,孟鎮芳20歲。

小學有理想有辦法有成績的小學

2019年9月26日,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的記者在云南省圖書館查閱到西南聯大教授李廣田以“黎地”筆名發表于《云南日報》1946年1月4日、5日第三版的文章《中華小學——一個有理想、有辦法、有成績的小學校》。因年代久遠,圖書館已將報紙制成了膠片。

當年,李廣田的兒子便就讀于中華小學。1946年元旦,李廣田作為學生家長幾次到學校參觀成績展覽會,對學校的教學十分滿意,他對展覽中的一副對聯產生了興趣,并引用到了他的文章中。對聯寫道:“先生是學生,學生是先生,這學校為什么師友弟子都不分?社會即學校,學校即社會,此地方怎么大孩小孩混在一起?”

這副對聯將中華小學當年的教學特色寫得活靈活現。

“教育與生活脫節,學校與社會分家”是當時教育界的普遍現象,中華小學受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和陜甘寧邊區進步教育事業的影響,不愿墨守國民黨的教育制度、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在“教、學、做”上進行大膽改革,并做出了成績。

比如,學校的教學思想是:解放兒童的腦,解放兒童的雙手,解放兒童的嘴,解放兒童的空間和時間;培養兒童“自尊、自治、誠實、認真、為人服務”等做人做事的精神。

為此,學校自編的教材都是根據兒童的生活與社會實際編寫的,課文中的插圖由老師來繪畫;學校培養學生的自治能力和民主作風;重視學生的體育鍛煉和文學藝術的修養;常常組織學生外出,參觀工廠、學校、機關,增長他們的社會知識。學校還實行男女同坐,剪長發,禁裝飾。

最有趣的是學校開展的各種“運動”:

國語運動。師生一律不許說方言,請北方人教普通話,教職工和學生都參加了學習;在學校進行國語演講比賽,促進了普通話的推廣。當時校長是云南人,不會說普通話。一位學生質問校長:“個個都說國語,您為什么不說呀?”在孩子們的督促之下,校長也講起了一口蹩腳的普通話。

鐵木兒運動。學校不僅把蘇聯作家蓋達爾的《鐵木兒及其伙伴》作為國語課的補充教材,讀書組的老師還讓學生組成鐵木兒團,在學校悄悄做好事:修理破桌椅、打掃教室衛生、幫老師洗臟衣服,做完后只留下“鐵木兒”的署名。“鐵木兒”們在學校家里做好事,還到昆明南城角污水河邊矮小的草棚里,為貧民窟里被外出勞動的父母留在家里的幼兒送去玩具。鐵木兒運動培養了孩子為人民服務而不邀功的美德。

不挨罵運動。廢除打罵制度,甚至包括一切變相的體罰,如揪耳朵、烤太陽、向兒童發脾氣等,代之以獎勵與鼓勵。老師和學生共定公約,督促遵守。每罵一次就登記在表格上,周末哪個班數量最少哪個班就勝出。這一方法十分有效,課堂上每當學生吵鬧不休的時候,老師只要說一句“擔心挨罵呀!”吵鬧聲很快就消失了。老師們都報告,各班挨罵的人一天比一天少。

“歲月流逝、時代前進,中華小學‘辦孩子喜歡、人民滿意的學校’的初心始終未改。”回顧歷史傳承下來的優秀理念和做法,如今的中華小學校長朱躍利總是心懷感恩。

“中華小學的創辦者們,遵照周恩來‘在教育陣地上取得成績’的指示,以高度的使命感和博大的愛心,不僅是革命辦教育,也是教育家辦教育,因材施教,大膽創新,教育、教學取得顯著成績,使得中華小學78年來,一直是昆明卓有聲譽的優秀學校。”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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